三十而立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90届毕业30年纪

有些事情要想明白，好像还非得30年不可。

在这样的时间点上,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和事以及关于他们的回忆，其中有些已被时间消弭变得模糊，但另有一些却因岁月的磨洗反而绽出更加生动的光泽。2020年，对于1990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的我来说，此时的感觉刚好就是这样。

都说30而立，这要看怎么说了。反正现在看来30岁那时候我离找到北好像还差着那么一截子，尽管当时自己觉得很有方向。然而今天，如若是以毕业为起点而论的话，我大致可以确定自己是走在向北的路上。

虽然不想太过宿命和矫情，但一回头这30年里的各种因缘际会，诸多机缘巧合和各种磕磕绊绊却也让我唏嘘。1990年毕业后我逐渐发觉在书籍艺术的专业范畴里自己更偏插图而不是设计，所以1992年进入少儿社后成天画儿童插图觉得舒服的不行，于是就想一辈子干这个倒也不错，之后也当真干了十多年。然而由于1987年下乡前一不留神着了照相机的道，逐渐开始迷上摄影再也无力收手，所以在1998年决定去读个研，非要把它整个明白。2000年前后，随着最后一本儿童画（现在更时髦的名字叫绘本）脱手，这画笔一放就是16年。

1986年，我终究没去中央美术学院年画、连环画系而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艺术系。但我却在2000年兜了个大圈子之后留校中央美术学院，花了七年时间建设摄影专业；我曾诸事被动，认定一技傍身走一步说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却因学了摄影变得越来越看重数字认可预想依靠计划，最后阴差阳错地做起了中央美院的学院规划；2018年，来访的格拉斯哥美术学院新院长问我，怎么他们学校战略规划的负责人也是搞摄影的，站在那我愣了半天。

我曾被很多人认定会是第一批往国外跑的人。读本科时看着那些进口画册也确实觉得眼花缭乱心向往之恨不得全部拥有，但却在1992年的甘陇之行后对西北的一切燃起了浓厚兴趣，时至今日竟是有增无减。

研究生毕业那阵子，我觉得摄影天地广阔令人兴奋，一天到晚跃跃欲试。但在真正要放下插图，以为将和本科专业渐行渐远的那一刻，心里还是不免小有遗憾和感怀。然而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搞明白自己的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听说从86级开始高中应届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占比明显增加，这些人应该都算是顺风顺水，那种自带的嘚瑟和不知天高地厚几乎有点掩饰不住，否则第一次新年舞会上也不会被高年级嘘哄。但很快，在我见识了同届中以李芸为首的一干老工艺美校的手头功夫后，嚣张的气焰立马低落，两脚也终于踩在了地上。然而窝回去的那点子躁动总得有个出口，于是后来就去跳霹雳。那阵子北楼的水磨石地面被我们拿后背和膝盖擦得局部锃亮。

愤青是一定要当一下的，否则哪好意思说自己是搞艺术的，区别只是你能坚持多久。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虽然没有像崔健说的“始终保持微笑”，但好像也真的无法保持愤怒。但即便如此，在面对刚一毕业就迅速普及的照相植字技术时，我还是没少嚷嚷抱怨：学校教学上怎么就不能有点前瞻性，怎么就不能多教点新东西，却让我们在美术字上浪费那么多精力？现在明白了那时的光火其实是一种面对新技术和新事物的恐惧和心虚。那种被瞬间架空的感觉北京话叫“被闪着了”，那种手足无措的囧确实需要排解和宣泄。然而没多久我就不闹腾了。那一笔一划、整张整开练出来的美术字功夫让我在店大不只欺客的北京饭店——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出足了风头。看着蹲一地在刻我徒手写的美术字横幅的员工们，我很欣慰。而经由专业训练养成的对字体的敏感苛求所带来的更多裨益，则是在其后很长时间里慢慢释放和被感知到的。直到现在这种养分都时常让我有被赋能的感觉。

另外要说的就是那四年里塑就的对专业和专业化思维的笃信（研究生阶段被我的德裔导师进一步强化），这一点也是至今不变。尤其是在跨界当红的时下，我仍然坚信从专业出发是实现跨界的不二路径和基本前提。其实这也正是我自己的路径。近日见到马泉、大力和凌健三位师兄，在走向当代艺术的路上他们都是榜样和引领者。

在专业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比较死性，但在我们这一届里还是显得不够纯粹。遥望甘肃，《读者》这面旗帜在纸媒朝不保夕的今天还是奇迹般地屹立不倒。我觉得任伟那张老脸绝对应该是上面的核心图形——从毕业开始他就没动过地方。同样的情况听说还有二十多年未见的谢成，据说他现在比以前更喜欢封面设计了。

但活跃通达的人似乎更多。如果我能算跨界，那他们都得是跨领域。对他们我只能羡慕。去年我刚刚见识了童迅的家庭暗房，说实话站在暗房里我觉得他比我更爱摄影。但是出了家门他的主业是自己一手打造的品牌和企业，那是个我想想都头大根本不敢染指的事情。可跟林荣桓的锦鲤相比，这好像还是“本分”了一些。刚刚接到广州大学美术学院贺景卫院长的召唤，他这30年的行踪复杂到我至今无法完整复述。这样的人还有赵雨东，且过犹不及。我老说你们不写本书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点不负责任。不过每次碰在一起我们聊得更多的还是四年里的那点事，相当单纯永不嫌烦。科宝博洛尼的王总兴鹏曾给我的学生提供了难得的实习机会和指导，打开手机划拉不了几下你就会看到方放在教书法。在美国见到乌翀特别高兴，当了艺术家的她过得滋润，而当别人说起《大中国》和高枫时，我的眼前却只有在昏暗楼道里练琴的曾焰赤。

我们这届人似乎没什么整体形象，但却从不缺乏由各种奇葩神人共同构成的“生物多样性”，这更具质感。我们这届人似乎有点散，但我觉得这才是常态，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表象之下是千丝万缕带温度有韧性的情感纽带。这不，宝华找不到我就找王菲霞一逮一个准。别看平时不太走动但他交代的作业我会全力以赴做好。需要填补的空白当然有，我老想着找不着人了的黄振波、刘益兵和不肯联系的张阳。

我一直认为我们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赶上了最好的时段、最好的老师和同伴。当然可能每一届同学肯定也都这么想。我只是认定我这不是虚言——每一次当我清楚地意识到30年前的彼时被注入的养分已经被吸收转化成了个人后天源代码的组成，依然直接影响着当下自己的思考和行为时，我就觉得这些学院最慷慨的馈赠至今还在身上。

王川

2020年10月26日

望京

方放为1990届毕业30年纪念书写：

郑板桥《新竹》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